金 李山《风雪杉松图》（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收罗了大量古代绘画，同时也将部分藏品赐予臣下。尤其在每年春季的重华宫茶宴上，乾隆会以颁赏形式将内府名画赠送给与宴大臣。关于这个问题，陆燕贞、陆蓓容已在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很多细节还有待深入探讨，例如宴会次数、颁赏品类以及绘画数量。这些从乾隆手中流出宫廷的作品，包括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李山《风雪杉松图》。这件传世名迹卷后有一段记文对赐画过程有详尽叙述，为讨论清代乾隆朝的宫廷鉴藏活动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出发点。
一 乾隆赐画：《风雪杉松图》
《风雪杉松图》曾经乾隆收藏和寓目，画上有乾隆御题诗作一首（图一）：
千峰如睡玉为皴，落落孥空本色真。茅屋把书寒不辍,斯人应是友松人。
图一 《风雪杉松图》和乾隆《御制诗集》中的《李山风雪杉松卷》诗
该诗以《李山风雪杉松卷》为名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集》二集卷七。乾隆《御制诗集》完全依据时间先后来排列，二集卷七属乾隆十三年（1748），《李山风雪杉松卷》一诗前有《孟冬特享太庙》，后有《孟冬上旬于瀛台赐经略大学士傅恒及命往蜀西诸将士食并成是什》，说明乾隆《李山风雪杉松卷》的作诗时间是在乾隆十三年的“孟冬上旬”。也就是说，在1748年冬、旧历十月初的某日，乾隆展开《风雪杉松图》，心有所感，赋诗于上。
在题诗之外，《风雪杉松图》上还有“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以及“乾隆鉴赏”等五方鉴藏印（图二）。就印章提供的“信息”而言，这幅画似乎应该收录进《石渠宝笈》（“石渠宝笈”），并且打算留付子孙珍藏（“宜子孙”）。但《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里都没有收录这件作品。乾隆也没有把这幅画留给他的子孙，而是在乾隆二十八年将《风雪杉松图》赐给了左都御史彭启丰。
图二 《风雪杉松图》中的乾隆“五玺”
在现藏弗利尔美术馆的李山《风雪杉松图》拖纸上有一大段彭启丰所作、后由王文治抄录的“记”文，讲述彭启丰获得这幅作品的始末（图三）：
乾隆二十八年春孟六日，皇帝御重华宫，召廷臣共二十四人赐宴，臣启丰蒙恩与焉。有顷，御制律诗二章，既命臣等赓和，又特颁内府鉴藏名人画卷各一。臣启丰得《风雪杉松图》，顿首衹受。
图三 彭启丰“记”文，王文治手书
彭启丰晚年自己编订的年谱《历年纪略》里提到，他在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六在重华宫“和诗”，获赐“李山风雪杉松图手卷”。彭启丰《芝庭诗稿》又收录一首《恭题御赐李山风雪图卷》。这篇记文虽然并非彭启丰手书，内容却可以通过彭启丰的年谱和诗集得到印证。
《风雪杉松图》与清宫鉴藏的关系可以清理出一条基本线索：乾隆十三年冬，乾隆皇帝观画题诗；随后某个时间里，乾隆“五玺”钤于画幅之上；到乾隆二十八年初春的重华宫茶宴上，画作转入彭启丰手中。同时参与茶宴的大臣（彭启丰说有24人，实际参与和诗的只有20人）均获得“内府鉴藏名人画卷各一”。这些作品可以视为“内府鉴藏”，不仅在于它们曾经入藏宫廷，还在于画上的乾隆御题与“石渠宝笈”诸印。
二 重华宫茶宴及颁赏
重华宫位于故宫乾西二所，是乾隆还是皇子时生活居住的地方。乾隆登基后对重华宫的看重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元旦除夕来重华宫“少坐”，二是在正月里与大臣在重华宫茶宴联句。《国朝宫史续编》里记录了作为惯例的重华宫“茶宴联句”：
溯自高宗纯皇帝乾隆八年癸亥以后，始岁御重华宫行之，后率用正月初吉。惟五十三年卜二月朔，待台湾红旗至也。是宴也，例弗授觞，饬尚茶以松实、梅英、佛手三种，沃雪烹茶，曰三清茶，布果饤合为席。诗成颁赏，恩礼加隆。
岁正月吉，皇帝召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奏事太监豫进名签，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宣召入宫祗竢，届时引入。宫殿监豫饬请所司具茶果，承应宴戏。懋勤殿首领太监等具笔墨纸砚。诸臣俱以次一叩，列坐。御制诗下，授简联赓。宴毕颁赏，诸臣跪领，行三叩礼，趋退。其恩赐之物，宫殿监临期恭候钦定，排列呈览后，按名分给。
茶宴有一套固定流程：大臣入座，饮三清茶，联句赋诗，观看戏剧，而后宴毕颁赏，诸臣跪领。颁赏是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环节。恩赐之物由乾隆提前决定，颁赐前还要“排列呈览”，经乾隆亲眼过目后，才会分发给与宴大臣。
在《风雪杉松图》之外，还有两件作品因为有受画者题跋，可以确定是重华宫茶宴后赐下的礼物。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文徵明《双柯竹石图》裱边上有董诰一段题跋（图四）：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十二日重华宫茶宴联句，赐内廷供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董诰。
图四 明 文徵明《双柯竹石图》 上海博物馆藏
画幅上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御题诗，“乾隆御览之宝”等五玺全。
另一件是同样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唐寅《古槎鸲鹆图》，裱边上有张若溎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写下的一段题记（图五）：
乾隆甲午孟春八日，承恩召至重华宫联句侍宴，恭和御制元韵二首。蒙赐御题唐寅画一轴，玉如意一柄，金星砚一方。旷典殊荣，传示子孙，永为世宝。臣张若溎恭纪。
图五 明 唐寅《古槎鸲鹆图》 上海博物馆藏
画上有乾隆在乾隆二十年（1755）春题诗，另有“乾隆御览之宝”等五玺。绘画似乎是重华宫“颁赏”之物的常备选项。
乾隆在重华宫茶宴后的“诗成颁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会赏赐给大臣什么物品？
作为重华宫茶宴最早参与者之一，汪由敦在乾隆八年第一次茶宴后作了一首诗《十一日重华宫元宵联句恭纪》，在诗文的末尾加了一条注：“是日各赐松花石砚一方”。这个脚注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从第一次重华宫宴会联句开始，就已经建立起“诗成颁赏”的传统；二是所赐物品的内容，从最开始就包含有砚台；三是颁赏对象，所有参与联句的诸位大臣人手一份，“各赐”石砚一方，种类和数量上应该并无二致。
彭启丰《历年纪略》里纪录了他在乾隆二十八年和乾隆三十年重华宫茶宴颁赏中获得的所有物品:
赐砚一方，李山风雪杉松图手卷，荷包六个。（乾隆二十八年）
赐松花石砚一，徐贲阆中山水图卷。赐御制文集二函。（乾隆三十年）
两次都有砚台和古画，此外还出现了荷包和书籍。结合他为《风雪杉松图》所作记文里提到的乾隆二十八年茶宴参与者均收到“内府鉴藏名人画卷各一”，砚台和荷包应该也都见者有份。
到乾隆三十九年，张若溎也是收到三种颁赐之物：“画一轴，玉如意一柄，金星砚一方”。其中包括砚台和绘画，以及乾隆二十八年和乾隆三十年没有提到的如意。
关于重华宫茶宴颁赐物品最详尽的记录，出自沈初的《西清笔记》：
岁首，重华宫茶宴联句。先时上命题，御制句先成。诸臣排次连续成章进呈。至期茶宴，上即席复得诗，臣工即于席次恭和，呈览。颁赏如意、画轴、端砚、荷包等件。是日所赏名人画轴，必有御制诗句题帧间。
《西清笔记》罗列了四种颁赏物品：玉如意、画轴、砚台和荷包。将沈初记录下的颁赏品类和乾隆八年汪由敦提到的石砚、乾隆二十八年彭启丰的砚台、名人画卷、荷包，以及乾隆三十九年张若溎记录的如意、画轴和砚台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出重华宫茶宴颁赏之物的构成基本一致。有可能从最早一次重华宫赋诗联句开始，“诗成颁赏”的品种就基本确定为砚台、御题绘画、荷包或如意，它们分别对应书写、绘画、财富（荷包），以及皇帝给予的新年祝福（如意）。
三 重华宫赐画的数量
关于重华宫赐画的数量，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单次数量，二是总量。
按彭启丰、董诰、张若溎在画后的题跋，似乎重华宫茶宴上每次只会赐下一幅绘画。但还有很多记录表明，乾隆有时候会一次赐下两件作品。
参与重华宫茶宴联句的王际华记录了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收到的礼物。乾隆三十五年，“赐葱玉如意一柄，沈石田《冷泉亭图》一轴，文徵明《溪亭对话》一轴。皆有”。而在乾隆三十九年，则是“赐旧玉如意一柄，歙砚一方，董祥《瓶兰》一轴，居节《山水》一轴。皆有”。不仅如意、砚台和画轴齐备，与宴大臣“皆有”，而且画轴有两件。正是在乾隆三十九年的茶宴上，张若溎获得了乾隆赐下的唐寅《古槎鸲鹆图》，但奇怪的是张若溎只记录下这一件作品。一种可能是乾隆赐画本身就有多寡之别，有人两轴，有人一轴；更可能的情况是，张若溎也收到两件作品，只是因为在唐寅画上题记，就把另一件忽略了。
同样参与过重华宫茶宴活动的钱维城在《鸣春小草》里也留下两次记录。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立春日，“是日蒙赐御题倪瓒、文征明画各一轴，碧玉如意一柄，端砚一方”。另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六日，“是日蒙赐镶玉如意一柄，御题仇英、文从简画二轴，端砚一方”。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彭启丰在《历年纪略》里也提到乾隆三十二年和乾隆三十三年的茶宴，提到乾隆三十二年“赐砚一方，如意一柄”，乾隆三十三年只以“初六日三清茶联句”一笔带过，而按照钱维城的纪录，彭启丰在这两年应该也收获了四件挂轴才对。彭启丰先后参加过八次茶宴，对于颁赐物品，他有时纪录得特别详尽，有时只提到一部分，有时又只字不提。在有关重华宫赐画的记录与书写上，这似乎并不是个别现象。
金士松在诗集里记录下他在乾隆四十二年的收获：“蒙赐内府名画二帧，其一为陈裸《松斋讲学图》，上有御题句云：‘借问萧然勤读者，可当忘却济时心’。”表明一次颁赐两件绘画的惯例至少延续到了乾隆四十二年。
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五年、三十九年和四十二年都在重华宫茶宴后赐下御题画两轴。似乎在乾隆三十年至乾隆四十年之间，乾隆皇帝在赏赐绘画方面特别慷慨。这一慷慨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乾隆五十八年（1793），阮元记下他在参与重华宫茶宴后只获得“御题杜琼《溪山瑞雪图》一轴”。
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重华宫赐画大约发生过多少次。从乾隆《御制诗集》和《清实录》可以了解，乾隆朝可能存在颁赏的联句活动，始于乾隆八年（1743），终于嘉庆二年（1797），除乾隆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二十二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等七年因故未举办外，总计应有48次。其中43次茶宴活动在重华宫举办，还有5次茶宴联句改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乾隆十五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而只要乾隆和内廷翰林及大学士依惯例联句，地点的改变可能并不影响诗成颁赏。最开始参与者茶宴者人数并不固定，乾隆八年只有13人，十年12人，十一年增至18人，十二年16人，十五年有20人，十七年又减为15人，十八年20人，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均为16人，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为20人，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是24人，二十八、二十九年是20人，三十年是24人，从三十一年开始稳定在28人，此后一直延续。
这就可以对茶宴参与者的总人数和可能赐下的作品数量作出估算。乾隆在京城举行的新春联句或茶宴共计48次，与宴大臣共计1473人次。如果每次赐下一卷或一轴绘画，就是1473件。如果其中一半是赐下两件，那这个数字就要超过两千。这个数字虽然不太精确，但从重华宫茶宴上流出清宫的古代绘画大致应该是这个规模。
从参与者留下的题跋或诗文集中检索出部分作品，还能说明另一些问题:
1.金代李山《风雪杉松图》一卷（乾隆二十八年，彭启丰）；
2.徐贲《阆中山水图》一卷（乾隆三十年，彭启丰）；
3.倪瓒一轴（乾隆三十二年；钱维城）；
4.文徵明画一轴（乾隆三十二年；钱维城）；
5.仇英画一轴（乾隆三十三年，钱维城）；
6.文从简画一轴（乾隆三十三年，钱维城）；
7.沈石田《冷泉亭图》一轴（乾隆三十五年，王际华）；
8.文徵明《溪亭对话》一轴（乾隆三十五年，王际华）；
9.文徵明《双柯竹石图》一轴（乾隆三十八年，董诰）；
10.唐寅《古槎鸲鹆图》一轴（乾隆三十九年，张若溎）；
11.董祥《瓶兰》一轴（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
12.居节《山水》一轴（乾隆三十九年，王际华）；
13.陈裸《松斋讲学图》一帧（乾隆四十二年，金士松）；
14.杜琼《溪山瑞雪图》一轴（乾隆五十八年，阮元）。
仅从这9年赐下的14件作品可以看出乾隆对于古代书画的一些基本倾向。首先，重华宫茶宴颁赏物中不包含古代书法。乾隆对书法的收藏基本上只进不出，而对于绘画则较为宽松。其次，在古代绘画方面，乾隆对于宋以前作品比较珍惜，基本不拿出来赐予臣下；宋元作品偶有赏赐；而对于明人画作则比较慷慨，有聚有散；最后，乾隆似乎比较热爱手卷，倾向于把手卷留在宫中，把立轴散出宫外。
乾隆朝新春茶宴颁赏一项，48年中可能就有两千余件作品从宫廷回到民间，其中又以明人绘画立轴为主。相较于《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每编著录的清以前书画都不超过两千件，这些赏赐出去的作品，在数量上大约可以再编一部《石渠宝笈》了。
四 结论
重华宫茶宴颁赐物品中含有大量内府古画，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史及鉴藏史的研究也就有特别的意义：
1、在现代艺术史和文物收藏制度建立之前，古代绘画是一种可由个人支配的物品。帝王在收藏古代书画的同时，也将书画作为礼物颁赐臣下，这一颁赐行为在宋代就已出现。彭慧萍注意到，宋代帝王会运用秘阁曝画、观画乃至分赐书画等策略促进君臣情谊、宣示皇权。由此观之，乾隆对内府书画的利用可谓源远流长。不同之处在于，乾隆朝的颁赐内府藏画是与节庆、茶宴、赋诗相结合，以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方式来执行。就礼物收授双方的等级身份以及赠与绘画的质量和数量而言，重华宫赐画都是中国古代将艺术品作为礼物使用的最高规格的呈现。
2、重华宫新正茶宴所赐画作的共同特征是有乾隆御题诗，并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和“石渠宝笈”五玺。又以明人立轴为主。
3、已知的几件重华宫茶宴所赐绘画都没有收入《石渠宝笈》，这个特点可能具有普遍性（茶宴大多发生在《石渠宝笈》初编已经完成[乾隆十年]、续编尚未着手[乾隆五十六年]之时）。反之，这也可以成为推断重华宫所赐绘画的一个依据。如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冰姿倩影图》（图六）、天津博物馆藏陆治《桐荫高士图》（图七）各有乾隆十五年（1750）和乾隆二十年（1755）御题诗，五玺全，《石渠宝笈》未著录。或许就可以认为，这些作品就是在某次茶宴中离开宫廷的。当然，清宫收藏还有其他流散渠道，某件作品究竟以何种方式离开宫廷，还需谨慎分析。
图六 明 文徵明《冰姿倩影图》 南京博物院藏
图七 明 陆治《桐荫高士图》 天津博物馆藏
重华宫赐画数量极大，但存世已发现的数量又极少，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相当一批作品散落民间后，在后来的战乱中毁损消亡，二是乾隆重华宫赐画以立轴居多，现代图录出版对于立轴本幅画心之外的部分不够重视，研究者难于从可能存在的受画者题跋上发现乾隆赐画的现象。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此类作品浮出水面，重为世人所知。
发表于 2023-12-22 16: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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