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的学问今后海外说了算？

wang · 发表于 2023-12-9 17:23:11

一次学术会议，让流传千年的宋画又“火”了。只不过，这回“火”的主角儿不是某件宋画名作，而是那些成天与它们打交道的研究者。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不久前，浙江大学在杭州举办了一场“宋画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全球范围宋画知名专家与会发表各自最新学术成果。作主题演讲的12位学者中，8位来自美国和日本，中国大陆的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辉以及中央美院的黄小峰。于是，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一群海外学者为中国的宋画发出最多的声音。

如此格局，不免让人心生忧虑，作为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精致遗产，宋画莫非也落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境遇，长此下去，是否连话语权也要旁落海外了?

海外占了上风

南宋《调鹦图》波士顿美术馆

“

哪天没老先生撑场面了，话语权落到海外，不是没可能。

——收藏家朱绍良

”

黄小峰是此次参会年龄最小的一位，为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在他看来，会议安排有偶然性，某个群体人数的多或少，不一定能反映出什么问题。“不过，从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来看，这个状况也没有错。”他说，如果让他出一份宋画研究地域分布的报告，很多篇幅还是会给美国。“藏在美国的宋画，基本都被研究了一遍，每张画都出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说。

黄小峰的说法也得到了会议组织者缪哲的认同。身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介绍说，这次学术会议是宋画研究领域少有的大场面，与会者都带来了一篇关于宋画的论文。

这次研讨会美国方面来了7位学者，带队的是已八旬的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华，一个地道的老美。老先生自从1960年代初第一次看到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后，就迷恋上了宋代山水画，并与之打了一辈子交道。将班宗华带进宋画领域的，正是上世纪中期进入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美术史家方闻。由于历史原因，宋画研究的传统阵地一直在海外。班宗华和辞世不久的高居翰，被称为最懂中国画的美国人。

南宋《田垄牧牛图》明尼亚波利斯艺术馆

“你会发现他们的学术力量基础很扎实。首先是一批收藏家喜欢宋画，将数量可观的宋画带回美国，然后建立起博物馆，推动学科建立，最后出来一批学者。”黄小峰说，反观国内，古画研究重心一直囿于明清时期，“明清绘画鉴定不会太难。比如说，唐伯虎的很多画已经被确定为真迹，随便拿一件放里面比对，基本就可以判定。而宋画很多为孤品，难以找到做比对的同类作品，不太有人愿意招惹。”

宋元书画收藏名家朱绍良说得更直白：“在欠缺文化的这个时代，清朝中期由民间盐商坐庄炒作起来的‘扬州八怪’反而受到推崇，因为上面的题画诗相对容易懂，比如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两宋的文化精髓。”

“生于民国的老先生们鉴定完画作留的题跋，连文带字都是精品。现在搞鉴定的一些人，都不敢拿毛笔。”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秘书长崔陟说，“学术研究对海外来说是努力，对咱们来说只能等待出人才。”

在参会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看来，宋画像敦煌学一样，已是世界性课题。“国外专家学者研究越多越好，关键是我们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国内学者做出的一些结论，西方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举例说，上世纪末当西方学者就世间流传的《溪岸图》究竟系张大千作伪，还是五代名家董源的真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中国学者做出判定，“后来启功先生给予了一个各方基本都能接受的结论，认为它是北宋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我们还是掌握着话语权。”

朱绍良认为这一结论过于乐观。据他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成立了一个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老先生组成的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对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做过鉴定。“唯一健在的，现在只有傅熹年一位了。等到哪天，没老先生撑场面了，话语权落到海外，不是没可能。”

南宋《文姬归汉图》波士顿美术馆

宋画去哪儿了

“

全球估计不到两千件，北京故宫仅藏400多件。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

”

撇开“话语权”旁落之虞，关于海内外宋画研究力量的对比，中央美院著名美术史论家、黄小峰的老师薄松年也认为，“海外更上心一些”。不过，他认为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制约，“国内专家之前想看到宋画原作，实在太难了。”

黄小峰的科研之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难度。他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艺术市场”，博士论文是关于元代和明代前期的。“我们也知道宋画好，只是能看到的宋画很少。”他进一步说：“西方在库房对着画研究，国内除非你在博物馆里工作，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实物脱节的。”在他看来，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等老先生给出的结论，之所以过了20年还能站得住，是因为他们当时基本都在博物馆，能从实物入手。

相比于黄小峰，年龄稍长些的朱万章要幸运些。现为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的他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尾巴”。“比我年龄大的，都是学徒式培养，有老师傅带着看真迹。我是既有学院派的学习，也有跟着鉴赏大家苏庚春老先生的历练。现在很多老一辈不在了，学徒式少了。在学院里面对美术史的了解的确更丰富，欠缺的是对作品本身的关注。”

南宋《梅竹戏雀图》大都会美术馆

在他看来，国内整个美术史的研究强势还是在明清，因为见到的东西很多。“搞研究最重要一点是多看实物，要将书本上的知识与书画实物相比照，找出真假与优劣。要不然只能妄加评论。”

问题来了，宋画到底有多少，它们去哪儿了?相比留存于世的数万件明清画作，宋画数量极少。“全球范围争议不大的宋画加在一起，估计不到两千件，北京故宫藏400多件，占到1/4。”余辉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欧洲和美国收藏的宋画，不会少于500件。崔陟则认为：“撇开感情因素不愿意承认，流失出去的精品有一多半。”此外，原本稀少的宋画还分散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等约200家艺术收藏机构。

不过，即便知道宋画在哪儿，如何见上一面也是问题。黄小峰也是借此次与会之机，收获浙江大学组织编撰的《宋画全集》，才头一次看全千余件宋画。朱万章说，在大陆，一般只能场馆展示什么，观众看什么。对文物的严密保护，同时限制了对它的利用。

在中国大陆之外，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据了解，台北故宫可以让师生直接进入藏品库，现场教学。美国则更为开放，一些美术馆甚至允许将宋元画作带到馆外。即便中国人到美国做学问，也可以通过电话申请观看古画原件。

黄居寀《杏花鹦鹉图》波士顿美术馆

跛着脚做学问

“

交流的只有艺术家，其他学科不带咱玩儿。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黄小峰

”

姑且假设大陆学者也能充分接触到宋画原作，那么，学术研究就能与海外同步甚至领先吗?黄小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除了这一明面儿条件，不同的学术制度也不容回避。

“西方从五六十年代起，以班宗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就以宋画为中心，写博士论文。那时候的成果现在还在用。”黄小峰介绍说，他们采取的是“剥洋葱式”的个案分析法，看似是笨办法，却做一个成一个。“他们和我们不同，不以鉴定为重，而是研究画作的风格、内容。以具体作品为中心，比较容易出成果。比如20个博士论文针对的就是20张画，做得多了，慢慢放进网络里面，逐渐就建立起一个比较大的学术网络。”

“他们的研究方法，受西方传统的影响，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一幅画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一幅画引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我们更多还是搞考据，很容易出现程式化的结果。”朱万章说。黄小峰从文献引用检索库佐证了这一看法，“他们写文章，也不引用你的观点，因为你发表的东西少，与几十年前比，也没太多新看法。”

宋徽宗《鸭图》五岛美术馆

除了学术成果呈现的差异外，黄小峰认为，双方对宋画研究的态度也决定了成果的多寡。在他看来，明以后的绘画更多依赖于画面文字、书法，而宋画注重视觉效果，可以和西方的写实传统对接上。“西方印象派就把南宋高度写实的绘画作为他们的一个范本、基础，发扬光大。他们的研究学者屡屡拿西方艺术术语套用宋画。”

举个例子，《清明上河图》在海外的名气并不输大陆。余辉说，西方汉学家上课的第一天，老师拿的一卷古画就是它。“西方人喜欢从它入手，来形象地认识古代中国，认为它把宋朝的生活气息也反映出来了。”

相比西方研究宋画的主动推进，“我们反倒有点儿倒逼的意味。就以我个人为例，研究方向由明清到元，再到宋，是因为很多问题要回到宋代，宋画就像原点一样，很多时候你必须回到那个典范时代。”黄小峰说。

此外，人才培养模式也对做学问构成掣肘。国内艺术史的硕士直到“文革”以后才有，而海外的班宗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博士论文了。黄小峰介绍说，国内首个美术史系建立在中央美院这个美术院校里，而且美术史的任务是要为美术服务;欧美国家的美术史大多建立在综合大学里，比较独立，“跟他们展开学术讨论的是一帮学文学、历史、政治的，而与我们经常交流的只有艺术家。”

在他看来，北京大学对宋史研究非常强，而宋画研究之所以跟不上，“因为人家压根儿不带咱一起玩儿。”他说，这些年研究宋史的也会带上宋画的学者，因为他们想从图画上找突破，图像资源开始受到关注。“在西方，艺术有很严谨的方法论，而我们没有给予它严肃学科的地位。”

黄居寀《杏花鹦鹉图》波士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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